“死信处”:关于微信“朋友圈”人际交流问题的研究
2018-08-17 10: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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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来自:今传媒

摘 要:在现代社会紧张节奏下,我们对自由时间的分配很大一部分由原来的线下社交性活动转为借助通信媒介的线上沟通方式,人际交往场合不再受时空的限制,效率也大大的提高。然而,通信媒介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的人际交往方式,也改变了我们自身:我们频繁地与他人联系,却不知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本文尝试以微信“朋友圈”为切入点,结合问卷调查法及访谈法,分析“朋友圈”出现的人际交流问题:一方面是“自我认知”出现混乱,由“自我表露”到“自我迷失”;另一方面是“相互认知”出现障碍,出现如“点赞仪式化”“微商泛滥化”“谣言隐秘化”等。通过这两个维度探讨“朋友圈”人际交流中出现的问题,呼吁人们“心连心、手拉手”,以实现真正的交流。

关键词:“死信处”;朋友圈;人际交流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8)06-0038-04

一、“死信处”:人际交流的病态

“死信”的说法来自于基督教的一个观念:没有灵魂的信件,犹如失去了灵魂的人体,只能是一具尸体。一八二五年,美国邮政总局成立了一个“死信处”,专门负责处理无法投递的信件,被人称为“邮件太平间”或“无头信收容所”,每年进入这个“太平间”的邮件多达五千七百万件。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一书中曾引用“死信处”的概念,将“死信”看成是当前人际交流特有的病态写照,以其悲观的论调论述人们面对交流的鸿沟时的无力。在其笔下,个体意识的绝对隔绝,成为人际交流的既定特征:你心中所思所想也许只能成为“死信”,永远不能够到达你所交流的对象。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新的社交媒介便利、即时的超时空交流体验似乎开始打破人际交流的壁垒,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由于媒介虚拟社交这一固有特性,新的社交媒介在带给人们社交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深度,引起了一系列沟通问题。

2017年4月24日,腾讯旗下的企鹅智酷公布了最新的《2017微信用户&生态研究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12月微信全球共计8.89亿月活用户,而新兴的公众号平台拥有1000万个。作为社交软件,微信人际交往功能十分突出。微信社交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现实人际关系网络关系的延续,主要是“熟人社交”和“轻熟人社交”。受访者在进行互动时,与“生活中识的人”联系的百分比累计高达92.52%;与“亲人”互动者有55.14%;与“与生活中有联系但不熟悉的人”的互动者达25.23%;而与陌生人互动的人数仅占有1.87%。

麦克卢汉说:“电子媒介废弃了空间的向度,而不是拓展了空间的范围。借助电子媒介,我们到处恢复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仿佛以最小的村落尺度恢复了这种关系。”“从传统媒体时代开始,使用与满足已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媒体使用背后的动机”,当手机可以能够随身携带、电脑可以随时打开,这样的媒介就跨越时空的阻隔,为人所用,成为了人的身体器官的延伸。微信“朋友圈”集中性的体现了社交化媒体进行人际交流的诸多优势,但随着微信用户的日益增加,微信“朋友圈”在人际交流中的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网上流传的一句话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刷微信”。微信作为有关于微信“朋友圈”中“自我认知”与“相互认知”出现的问题逐渐发展成为微信用户之间交流的屏障,并日益往病态化的方向发展,微信“朋友圈”可能面临着成为“死信处”的危险。

二、人际交流病态的征兆:“自我认知”发生混乱

“死信处”在彼得斯笔下是人际交流病态的体现,人与人之间不能正常交流,信息无法到达想要传达的对象,因而人际传播的目的就实现不了。“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是人际传播的动机之一, “自我认知”往往要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形成,通过与他人接触,根据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这面“镜子”来认识和把握自己。“相互认知”更是离不开人际传播。而“朋友圈”中的“自我认知”一旦出现混乱,单纯的“自我表露”就会发生偏离,陷入“自我迷失”。

(一)无法被驾驭的“自我表露”

欧文·戈夫曼在“印象驾驭理论”中提出“每个人都会在表达自己的过程中,采取他们所认为的与环境相符的策略,动机是关键因素。我们在设法给他人留下第一印象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经历,驾驭和完善了自己的形象。”某种程度上来说,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是一场对“自我”进行驾驭的“表演”,在这场表演的舞台设置中,“朋友圈”中的微信头像、微信签名、主页背景和微信朋友圈功能下的即时性的文字、图片、视频等要素共同构成了微信用户进行自我呈现的“个人前台”,规定了自我呈现的特定情境。微信用户利用“朋友圈”这一平台的自我展演,展示自己的生活世界。57.94%的受访用户表示其发“朋友圈”的目的是“记录自己的心情(如图1所示),记录生活的点滴”等方面的自我展示,而其形式则是以图文搭配为主(如图2所示)。

不仅如此,在“朋友圈”中,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表露的程度,如图四所示,60.75%的人会选择每天在微信“朋友圈”功能下浏览和发布信息,而14.95%的人却很少在“朋友圈”中发表信息;另外,个人也可以自主选择自我表露的范围,微信软件不仅有“设置朋友圈权限”这一功能,而且转发消息到“朋友圈”时可以选择“谁可以看”“提醒谁看”,其中在“谁可以看”之下还可以选择“公开”(所有朋友可见)、“部分可见”(选中的朋友可见)、“不给谁看”(选中的朋友不可见),使得用户可以决定其所发信息的可见对象及范围,在不同的圈子中同一个人可能会呈现不同的状态。

微信用户在“朋友圈”表现自己的过程中会采取与特定情境相符的策略,扮演不同角色,而虚拟的社交环境也为其实现角色扮演提供了可能。当一个人以不同的面目出现时,外界对其认识难免失真。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表露”与“朋友圈”内的“自我表露”的话题本应是一个相互重叠或互补的过程,这样才是比较正常的自我表达;如果是“部分相关”的话则有“分裂”的危险;但如果是完全“无关”的话,则表明用户在“自我表露”方面完全出现了“分裂”,长此以往,微信用户就会驾驭不了 “自我”的表露程度,区分不了“前台”和“后台”的关系,并且来自他人的评价会使个体对“自我”的认识更加混乱,而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最后就可能会导致“自我迷失”,这样的话,自我对外界获取信息的通道就会发生偏向,其进行自我认知的信息就有可能会成为“死信”,无法顺利流通。

在对受访用户关于“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表露’与‘朋友圈’内的‘自我表露’”之间的关系的调查中,可以较强把握现实中与“朋友圈”之间“自我表露”的“重叠”与“互补”这两项占26.17%,不能很好把握二者关系的“相交”所占比例则高达62.62%,而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表露”与“朋友圈”内的“自我表露”的话题“无关”者则达到了11.21%。

(二)微信成瘾的前奏:“自我迷失”

微信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拟态环境下的人际交流,并且带有“符号社交”的基本特征。“1987 年学者库尔兰和马库斯提出‘线索消除论’,认为网络人际传播过滤掉面对面交流中的必要因素,比如面部表情、目光接触、肢体语言、语音语调、两人间距、环境作用等,将对话置于所谓的‘社会真空’中。”在微信交往中,用户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情感与手机另一端的对象进行互动交流,但与此同时,用户的身体却隶属于现实空间,线上交往与线下交往发生断裂,用户沉迷于虚拟空间而没有精力经营现实社交网络。而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就会产生负面影响,人与人之间充满无法顺利到达的“死信”,从而很难通过对话建立互信、增进感情。

另外,微信人际交流带给人们的只是十分碎片化、简单化的信息,如果长期浸淫其中,会让人们难再接受现实社会中相对复杂的,如调动面部表情、目光接触、肢体语言、语音语调等人际交流的表现形式,甚至在语言表达上也会出现困难。长此以往,便会形成社交障碍,而相应的障碍一旦形成,人也会愈加的依赖于虚拟社交,甚至陷入“微信成瘾”的状态不能自拔。如图3所示,0-5是依赖程度逐渐加重的过程,由程度“3”到“5”,超过半数的受访用户表示对微信有“依赖”或“非常依赖”的情感。

因此,当用户过度依赖“社会真空”中的人际交往,会使个人性格发生异化,自我日渐迷失,陷入虚拟的人际交流环境中不能自拔。

图3 如果用数字0-5表示对微信依赖程度依次加重,您对自己的评价是?

三、人际交流病态的加深:“相互认知”出现障碍

“相互认知”离不开人际传播,微信“朋友圈”作为人们进行“相互认知”的“场域”,通过对用户人际交流方式的呈现形成其自身的“朋友圈”文化。“朋友圈”功能之下的如“评论”“点赞”“转发”等服务,也使其成为承载“相互认知”的意义丰富的世界。然而“点赞”的愈发仪式化,微商的泛滥化及微信谣言的隐秘化日益充斥于“朋友圈”,阻碍微信用户进行“相互认知”。“朋友圈”内各成员间的传播无法顺利进行,信息也因不能够“投递”而最终成为“死信”。

(一)“点赞”的仪式化

媒介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的文化情境……”在微信“朋友圈”中,“点赞”这一符码本身成为了特定的媒介, 被附加了各种观念、情感和意义,进而形成特殊的媒介文化,使得在“朋友圈”社交情境中,使用者可以借助其进行信息的交流与沟通。由此,“点赞”成为了“朋友圈”进行互动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模式之一。在对“您常用微信‘朋友圈’中的下列功能(排序)?”这一问题的调查中,“点赞”居于首位。

但“点赞行为本身制造的文本,也就具有意义表达上的多重性,更为其矛盾、含混和谬误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当基于互动、沟通与交流的 “点赞”行为受到外界的干扰时,其作为“符码”的意义就会发生偏离,逐渐成为一种仪式。如图八所示,在被问到“您大多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来‘点赞’的呢?”这一问题时,“觉得内容确实好”所占比例虽高,但也有部分人是“出于和被点赞者的关系”“为了刷一下存在感”“无聊才会点”以及出于“习惯性”点赞;而对于关系较好的人,接近半数的人倾向于不看内容就随意性的点赞;甚至42.06%的人会在“看见有很多人为朋友圈发的某条状态点赞”而盲目的跟着点赞。可见,“点赞”已经变味,逐渐的仪式化。

不仅如此,在“朋友圈”这一“场域”中,一些用户一味的进行手指运动,简单粗暴的“点赞”,会使人感到一定的压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符号暴力”。86.92%的用户表示身边存在“点赞狂魔”,在这个程度上来说,“点赞”已变成了符号,其本身的象征性意义已经超越了实质含义。

短时间内的象征性交流与互动沟通并不会带来多大负面影响,但是若在长时期内重复此种行为,微信用户们就会倍感压力,“点赞”也会由最初的交流情感的“利器”变成情感交流的屏障,导致交流双方无法正常进行沟通与传播。如图四,从“偶尔”到“总是”是一个压力程度逐渐上升的过程,近40%的受访者认为“点赞”会给自己造成压力。

图4 “点赞”会让您产生人际交往的压力吗?

“点赞”这一看似简单随意的手指运动,其实暗含着人际间的交流与互动,如果作为符码本身的“点赞”已变得仪式化并形成一定的“符号暴力”的话,那么“点赞”就会由人际交往的润滑剂演变为“朋友圈”人与人间进行“相互认知”的障碍。

(二)微商泛滥化

微商,是指依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社交网络媒体平台的个人账号以“朋友圈”为营销范围而从事网络电子商务的人群。近年来,微商以其零门槛、投入小、风险低等优势迅速崛起,只要有一个微信账号,人人都可以在“朋友圈”做微商。而呈泛滥化的微商,过度刷屏、消费信任等行为已影响到“朋友圈”的正常交流。在阅读“朋友圈”消息之时,接近六成的人会选择屏蔽 “代购、营销”等的信息。

微商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不断地刷新“朋友圈”的消息,使其本身便成为信息复制的媒介,进行大量的复制文本的生产。泛滥的复制文本充斥于“朋友圈”,导致个体被迫进行无用的信息接受和再消费,这不仅没有达到推广微商品牌的目的,反而会引起用户不满,甚至导致用户“设置朋友圈权限”,以远离这些泛滥的消息,如此,人际间的交流通道就会彻底的被掐断。54.21%的人表示最不满意的就是微商经常性的刷屏。

不仅如此,微商在商品交换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埃尔特曼和泰勒在“社会穿透理论”认为,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你透露的越多,信任就越多,关系就更亲密。同时这是一种“社会交换”的过程,并指出人类传播就好像做生意一样,是一个交换的过程。微商通常以透露自己的个人生活信息获得买家的信任,以求达到“回报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并把“朋友圈”当成是其营销的舞台,利用“朋友圈”拉近与买家的距离,频繁发送产品的相关信息,以获取买家的信任。如图5所示,微商每天推送消息最多能达到八条。但微商推介自己代理的产品,个人页面却只见产品不见人,且纵观其发布的个人动态,涉及私密的个人信息并没有多少。

图5 微信“朋友圈”中的微商

无用信息的重复透露,不仅没有获得用户的信任,反而可能因为其过度营销破坏了社交氛围,导致“朋友圈”关系变味。14.95%的人表示,觉得“朋友圈”的感情变成了交易关系;18.69%的人会因为其微商身份而远离这些人。

一旦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熟人社交”或“轻熟人社交”关系而形成的商品交换网络变味,就等于是掐断了微商得以盈利的命脉,当然,泛滥的微商也会造成“朋友圈”“相互认知”通道被掐断。

(三)谣言隐秘化

微信谣言,是指在微信平台上出现并传播的未经证实的信息。微信谣言相对于其他媒体上的谣言,具有隐秘化的特点。一方面,就微信谣言自身而言,许多谣言之所以能够风传,是因为谣言本身的隐秘化、精细化,具有较强的迷惑性,甚至其细节看起来都是十分真实。比如微信“朋友圈”里与人健康有关的科普型谣言的传播尤为严重。这类谣言因为披上理论化的外衣,并详细的用数据语言进行操作,受众往往无法轻易辨别,而此类谣言又与受众生活息息相关,这种精细化的编造,十分隐秘,会使大部分人被骗,从而引起用户的转发、分享和讨论。

另一方面,就外部环境而言,微信受到用户欢迎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对用户隐私的相对性保护,并架构了一个个人意识得以平等而自由展现的平台。在“朋友圈”中,消息是点对点的私密性传播:除非用户两两之间互为好友,否则无法看到非好友用户的相关消息及回复动态,即使两者之间存在共同好友也不例外。

而“朋友圈”相当于一个都是熟人的圈子,汇集的每一个消息都表明了自身的观点。当一个消息被“朋友圈”的另一个消息所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自己被他人所否定,所以即使用户知道是谣言,为了不打破这种熟人间亲密交往的氛围,大多数人也会选择沉默。这就造成谣言的进一步传播。下面的访谈可以佐证。

个案访谈对象:林女士,任女士(下以L,R代替)访谈方式:面对面访谈

访谈一

笔者:平时会使用“朋友圈”吗?

L:经常使用朋友圈的。

笔者:在朋友圈里有没有看到过谣言?

L:对于朋友圈分享的内容多是看看,并不怎么注意,应该有谣言吧,但是没怎么后续关注过。

笔者:如果发现是谣言会去举报吗?

L:一般都是朋友,不举报

笔者:为什么呢?

L:因为本身对事件也不是那么关心。自身感觉朋友圈并不是纯粹的场所了,成了各种晒的平台了,所以对于里面的内容只是一笑而过罢了。

访谈二

笔者:平时会使用“朋友圈”吗?

R:会的

笔者:在朋友圈里看到过谣言吗?

R:看到过

笔者:如果发现是谣言会举报吗?

R:那倒不会

笔者:为什么不举报呢?

R:因为朋友圈里都是熟悉的朋友,举报这一举动会比较伤感情。另外,他们在发布消息的时候并不是故意发谣言的,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缺乏对谣言的辨别能力。

由此,隐秘化的谣言日益传播,不仅会对用户个人的形象塑造造成负面的影响,也会占用有效而真实的信息传输路线,阻碍 “朋友圈”中“相互认知”的正常进行,人际交流会更加举步维艰,“朋友圈”作为交流之所的功用会日渐淡化,最终成为无法到达交流对象的“死信”的堆积场所。

四、真正的交流:手拉手、心连心

“从用户为中心的角度来看,使用与满足显示个人主动选择一种特定的媒体而不是其他的替代品来满足他们的各种满足感。”然而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主客状态已经失衡。“朋友圈”中“交流的无奈”反映出人已渐渐失去交流的自由,人与媒介的关系已开始失衡,人甚至外延到社会都有被淹没在媒介化社会里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面对“交流的无奈”,营造适于人际交流的良好的虚拟与现实的环境,以减少“死信”,避免微信“朋友圈”成为无法交流信息的“死信处”。

“交流中如果发生了‘死信’,其根本症结不是意识的隔绝和‘我’与‘非我’的隔离,而是构建这条‘心灵纽带’的材料和方式。于是,交流的问题就变成了手段的问题。如果交流中出现‘死信’,那也显然不是头脑的孤立和思想的孤独,而是被外在表意的载体迷惑了眼睛,从而无法洞悉各自的内心。”无论是人际传播中“自我认知”出现混乱,从“自我表露”沦落到“自我迷失”;还是“相互认知”中出现的障碍:“点赞仪式化” “微商泛滥化”“谣言精细化”等,交流中的这些“死信”都是可以解决的。

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中的结论是,交流不是忠实于我们的地盘,坚执自己的理念并施加影响,交流是对别人抱原谅的态度。“触摸和时间,这两个我们共享却不可再生的东西,是真诚的唯一保证”。因此,就人际交流中的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因当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我们要“心连心”,重新恢复对于人际交流的想象,建立人与媒介良好交融的关系,既通过人能动性的交流实践去创造一个丰富的媒介世界,反过来,也要通过媒介对人体的延伸的影响来评估交流的偏向,解决“自我认知”的偏离问题;另一方面,要“手拉手”,用实践得出的智慧指导媒介与人的关系,着眼于媒介化人际交往的真实性,建立媒介化人际交流的准则,同时又把一般规则运用于现实的人际交往,以现实的实践提供对于人际交流的认知与修正机制,营造良好的“相互认知”的媒介环境。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死信”,解决人际传播的问题,达到真正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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